经济 2023 年 7 月 23 日

日本经济下行期的两代人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总结日本经济下行期的两代人，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社会

1-日本经济下行期的两代人——可选消费从“内卷”到“躺平”

沫破裂使日本经济开启下行之路：20世纪90年代，伴随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下行之路。相较经济上行期的欣欣向荣，经济下行期期间，消费板块面临多重压力。内生增长动因的缺失致使社会陷入“低欲望”的泥潭。

世代消费观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出生在1947-1951年的“团块世代”们的大半个人生是在日本经济的上升期度过的，而生活在90年代后的世代则截然不同。

经济下行期中的两代人：团块次代

团块次代：1971-1984年出生；
觉醒世代：1985-2004年出生；

与人生大半均是在经济上升期渡过的“团块世代”不同，“团块次代”是未经历过经济高速成长的一代。其出生于放缓的经济环境之下；因同龄人众多，面临较大的升学压力；初入社会便赶上“就业冰河期”，见证了日本泡沫破裂后的经济衰退，由此也被调侃为“不幸的一代”。“团块次代”——不幸的一代：截止2021年10月，世代人口（37-50岁）约2430万人，其中男性1230万人，女性1200万人，占日本劳动人口的33%。“团块次代”的大部分于90年代初步入社会，是日本消费降级的主要推手：

于就业冰河期中寻找出路： “团块次代”初步入社会时，恰逢经济停摆。日本企业为削减成本缩减雇佣规模，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应届毕业生一职难求。
财富积累速度放缓： 经济低迷使“团块次代”工资增幅较其他世代平缓，叠加非正式雇佣的增加，致使世代整体财富积累速度缓慢。
年收400万日元的高墙：财富水平降低、女性地位崛起导致90年代后，日本终身未婚率上升；同时初婚年龄提高、生育欲望降低，使得日本老龄化率快速增长。
注重性价比的消费观：“团块次代”主要通过增加储蓄、削减开支的方式调节收入下挫的影响。无论是在日常的吃穿、还是在家庭日用品、耐用品上，都倾向于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低端消费市场迎来快速扩张期。

▲图表2：1948-2021年日本失业率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图表3：1988-2020年日本15-24岁员工的雇佣形式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图表5：90年代以后步入社会的人群工资增长趋于平缓注：数据为1990-2021年日本本科学历的男性正式员工的年龄-收入曲线

▲图表7：日本结婚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注：总和生育率指育龄女性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结婚生育率指结婚女性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图表8：90年代年轻人可支配收入普遍下滑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图表9：90年代团块次代消费在支出中的占比下滑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经济下行期中的两代人：觉醒世代

“觉醒世代”因恰逢日本政府推行减负教育，也被称为“宽松一代”。“觉醒”这个词在日文中有看破红尘之意，用来形容这代年轻人不买车、不喝酒、不旅游、不恋爱的特点。他们追求稳定、中庸，对周遭事物的态度淡然，更关注内心的平和。

截止2021年10月，世代人口（17-36岁）约2540万人，其中男性1300万人，女性1240万人，占日本劳动人口的34%。受人口负增长以及减负教育的影响，“觉醒世代”从小成长在“与世无争”的环境之下，成人后面对放缓的经济，选择通过“躺平”与现实达成初步的妥协：

竞争机制的效力减弱： 2008年后日本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叠加减负教育的影响，日本校园里“优劣”的概念被极度弱化。竞争压力的减少使年轻一代趋向追求与社会和集体的协同性，“稳定、中庸”成为其价值观的关键词。
付出回报率下降，走向极度合理主义： 平均收入下滑、工作岗位固化、创新停滞，使日本年轻一代在职场中付出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年轻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持续下滑，因此转而寻求“工作”和“私人生活”上的平衡与性价比，“躺平”的姿态，本质上是在收益预期较低时所展现的一种“止损”行为；
以时间为度量衡的消费观：觉醒世代的消费偏好呈现了以下2个趋势：
- 比起物质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足，餐饮、通讯、美容、文娱服务为其消费的重点领域，“推活”便是近年来以年轻族群为中心蔓延开来的消费文化；
- 注重单位时间的“性价比”。如，不愿参加冗长的团建活动，因为麻烦而不想谈恋爱，以2倍速观看电视剧，先看剧透在看电影等。注重“体验”而非“拥有”。

▲图表10：1965-2019年日本“高考”的不合格率：觉醒世代面临的升学压力减少注：合格人数=大学入学人数，不合格人数=大学报考人数-大学入学人数，不合格率=不合格人数/大学报考人数

▲图表11：1969-2019年日本新员工工作态度：生活成为人生的重心，不认为年轻时吃苦是必要的资料来源：日本生产性本部《新员工工作意识调查》，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图表12：日本家庭支出中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占比注：商品消费包括家具家饰、家清、服装、保健品、文化娱乐用品、美容个护用品；服务消费包括餐饮、交通通信、教育（不含学费）、文化娱乐服务、美容服务。

▲图表13：2002-2020年日本动漫市场规模及增速资料来源：日本动画协会《动漫产业报告2021》，NFT，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高等收入评价标准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0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60年代的拉美国家，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
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

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

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
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

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
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
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 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 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 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 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 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 坚持贸易开放。 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 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然而，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加、城市化的进程、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包括两方面：

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
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

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参考

作者： UncleLLD 发表日期：2023 年 7 月 23 日